从他的制度设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把对君王的道德约束转变为权力制衡，而且，这种权力制衡不仅仅是重相权一类的统治者内部权力分工关系，还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使得"天子亦遂不敢自以为非是"，[41]其中包含着对作为权利之要素的力量与能力的倚重。
中国法史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类似于博物馆管理员的培训，为的是偶尔展示馆藏珍品，但都是没有现实意义和用途的东西。这就和美国法律中凭借遗嘱而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把土地房屋传给任何人，包括陌生人的法律十分不同。
所以，只简单地规定当事人没有过错的，仍然（按照法律）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清代法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在全国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城市中，紧密整合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陌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已经成为大部分社区的实际情况，社区和谐已不再是个关键的考虑。它包括侧重经验过于抽象理论，要求寓抽象法则于具体事例的思维，以及侧重实质真实过于形式化和程序化真实的法理。亦见黄宗智，2010） （三）家庭主义价值观与财产法律 和以上议题紧密相关的是家庭主义道德观对财产法的影响。
正是后者，成为离婚诉讼中法庭允许离婚与否的关键准则。根据他的建构，这主要是与实体非理性相对的过程。 一、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古人云：治国无法则乱。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法治国家的排头兵，是依法治国的源头与首要环节，是宪法明确赋予立法职责的主导力量，应当持续得到强化。3进一步优化立法机关特别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权责对应的国家职务。故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决定》的说明中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2适当扩充国家立法机关专门委员会和工作机构数量。
（四）一些法律的规制过于宽松，根本不足以矫治违法行为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国许多法律存在的突出问题，它带来的是一些领域虽有法律规范却根本不能真正矫治违法行为，从而是立法质量不高的又一表现。类似现象在其他法律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正式全面开启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帷幕。（二）健全、完善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优化国家立法机关组织与人员结构，确保国家立法机关能够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立法职责 1国家立法机关肩负制定法律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宪定职责，应尽快通过修订《立法法》进一步明确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主导权及相应程序，包括法律草案的提出与起草、对法规与规章的审查及取缔等。例如，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负责联系的政府财经部门多达数十个，与之相关的立法以百计。慈善事业是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领域，同样缺乏相应的立法。
立法与行政、司法的良性互动和体制内力量的有序参与，正是依法治国并实现良法善治的应有之义。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树立立法工作新思维，确立立法工作新常态 包括：1彻底改变立法机关是二线的思维定势。如果我们能够从法治源头上即立法环节上多加努力，在促使法律体系走向完备的同时全面提升立法质量，就可以为法治中国的建设提供完整的、科学的依据与保障。经过近30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200多部现行法律和数以百计的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曾经无法可依的局面
如果法律、法规本身存在着缺失，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效果就可能差之千里。乡镇企业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态早已复存在，但1996年制定的《乡镇企业法》却并未废止。
而奉行立法先行，就能够充分利用立法机关组成人员的多元性、立法程序的规范性和立法过程的透明性来畅通不同社会阶层有序表达诉求的途径，凝聚推进改革与发展的最大共识，并充分发挥立法的引导、推动、规范、保护作用，这是新时代对改革的基本要求，也应当是新时期全面推进改革走向深化的最为合理的方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法治中国建设的水平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立法的质量，我们迫切需要有健全、完备、高质量的法律体系。
社会福利作为老年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等群体的重要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只有分散在多部法律中的零星规范，实践中根本不能成为维护这些群体福利权益的法律依据。这种反应相对于过去由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来突破法律规制、推进相关改革的做法，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它为在自由贸易区实行新的规制提供了与法律具有同等效力的依据，从而是在国家立法机关引领下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通过调整、增设专门委员会与工作机构，就会为国家立法机关主导立法并全面提升立法质量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在谈到法治建设的问题时，首先列举的就是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等。三是立法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难以胜任主导立法事务的职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也不意味着法治中国建设的任务只是要实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同时，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全国性专业社团组织，都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应建立定期征询意见、委托立法研究、受理其立法建议与监督投诉等的机制。将司法事务与民政等事务分离并分设相关专门委员会，必定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亦突出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二、 立法质量不高仍是制约依法治国的瓶颈 在当前学习与讨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主流的观点似乎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在于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它反映了执法的重要性，却忽略了立法的重要性。
明确界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尽可能将法律解释权收归到国家立法机关。四是固化的思维定势束缚了立法者的作为，总以为法律只要讲原则、明导向，总强调法律要给执法部门留出足够的作为空间，等等。
对国家治理而言，好制度坏制度论比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更加精辟，也更为重要。常委会应当是素质精良且有充足时间保证的立法团队，应逐步改变过多安置从党政机关退下来的老同志和在其他领域担负省部级领导职务兼职者的现象，吸收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中壮年为生力军，将专职常委比例提高到50%以上，换届时能够保留有立法经验的老常委50%以上，同时增加常委会会议时间(从双月一次改为单月一次)，这是确保高质量地完成神圣的立法使命的关键。现行法律体系的欠完备，表明无法可依的现象依然存在，如果任其下去，依法治国的预期目标便很难实现。本文主要观点在2014年12月18日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成果要报》第99期刊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等做了批示。
预算法不能刚性约束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环保法不能真正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劳动法不能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关权益保障法难以保障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妇女的合法权益，等等，所揭示出来的实质上都是立法质量问题。摆脱部门立法的局限，消除部门利益的痕迹，增进立法中的理性博弈，将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
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已经明显滞后于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与依法治国快速推进的不适应性日益明显。（二）健全、完善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优化国家立法机关组织与人员结构，确保国家立法机关能够全面履行宪法赋予的立法职责 1国家立法机关肩负制定法律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宪定职责，应尽快通过修订《立法法》进一步明确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主导权及相应程序，包括法律草案的提出与起草、对法规与规章的审查及取缔等。
同年制定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更因人口结构变化与生育政策调整而陷入被动境地。目前立法机关执法检查的力度还不够，行政、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的联动配合还不够，这种状况急需改变。
二是悠久的人治传统导致了不重法律而偏重法规、规章及政策性文献。当前发生的一些社会现象，表明这种局面绝对不是忋人忧天。因此，国家立法机关的专门委员会与工作机构宜适当增加，如果专门委员会的数量达到12-15个左右，工作机构达到7-10个，被动立法与力量不足的局面将根本改观。立法层次低所带来的突出问题，不仅是立法的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明显不足，而且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痕迹随处可见，争权诿责的现象较为突出，更有行政部门通过法规、规章自相授权，进一步损害了国家法制的完整性与部门之间的有效协同。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负责联系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公安部、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等政府部门，还负责联系着工会、妇联、青年团、残联等人民团体。类似现象在其他法律部门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在此，法是前提，治是目的。4将可操作性、可执行力作为检验立法质量的重要指标，实现从原则规范到具体规范的转变。
只有畅通执法主体的真实信息反馈，同时充分调动体制内各方的积极性，才能促使法律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新华社北京2014年10月28日电. ［2］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M］.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进入专题： 立法质量 依法治国 。
